颜大椿教授在北京家中,新华网北京6月30日

日期:2019-11-30编辑作者:外语留学

  ●获得留学机会很意外

  学术论文在国际会议上宣讲

他说:“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觉得当初过得苦。只要想到实验室有这么多仪器让我用,又能出研究成果,就很高兴。”

  1978年12月,访问学者团一行52人乘飞机前往美国。正值中美正式建交前夕,访问学者团的到来吸引了美国媒体的目光。“当时我们在肯德基吃鸡腿、在超市买东西都会被拍照,第二天就见报了。”颜大椿回忆说,交织着兴奋与困扰,他的留美生活开始了。

  克服了最初的语言关,黄永念发现在湍流这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上,国内外差距其实并不大,差距主要在信息占有和研究动态方面。在国内,他们交流研究信息主要通过看学术杂志。但在美国,差不多每周都有学术讨论会,及时获取学术信息。另外研究设备差距太大。在国内做计算主要通过纸和笔,北大虽然也有一台公用电子计算机,但运行速度和计算能力与麻省理工学院的电子计算机完全不能比,在国内有时需要花半年才能得出的计算数据,在这里可能1个多月就出来了。

回国时,杨威生带回一台价值7000多美元的Apple II型计算机,作为给北大的礼物。此外,大量珍贵的学术资料也是行李中的“重头戏”。杨威生说:“那些资料都是国内看不到的,这对后来我在北大开课有很大帮助。”

  “完全很意外!”1978年9月,颜大椿刚把才满半周岁的小孩送到母亲家,就接到通知:下周参加英语考试。随后几个月发生的事情,让他踏上了一次影响终生的旅途。

  由于在国内与林家翘教授交流过,黄永念和来自北大的岳曾元很快被推荐到林教授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做应用数学方向的访问学者。

显然,杨威生的勤勉与认真也让约纳教授印象深刻。因此,当两年的公派留学结束后,约纳教授主动提出,希望杨威生可以作为研究助理,再延长一年,费用由约纳教授负责。这无疑是对杨威生学术能力的最佳肯定。

  英语考试结束半个月后,颜大椿接到通知,成为首批赴美留学生中的一员。随之是体检、政审,到语言学院培训。“培训不仅仅是外语,还包括到外国后,在生活、工作上应该注意什么。”

  1939年出生的黄永念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并在大学五年级被周培源教授挑中进入湍流研究小组,从此开始了他在这一领域毕生的研究。他在专业领域的才华令周培源教授刮目相看。在校期间,他所撰写的本科生毕业论文,由周培源带到1963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流体力学大会上宣讲,获得好评。1966年,黄永念刚从北京大兴农村结束“四清”,回校正待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文革”开始了,他连论文都没来得及写完,就被作为“处理品”发落浙江省,在第20军军垦农场呆了两年,又被分到宁波渔船修造厂当了一名钳工。

杨威生说,留学美国让他有了不少变化。他现在仍旧爱穿T恤衫、牛仔裤,日常饮食中少不了奶酪、酸奶和三明治。但毫无疑问,一直未变的是他为祖国科学事业更进一步孜孜不倦的奉献。

  1982年回国后,颜大椿继续投身流体力学的教学和研究事业。“回国不久,我用英文给学生上了一堂湍流课。”颜大椿说,“效果不错,学生都能懂。”

  黄永念说:“麻省理工学院对学者的要求很高,曾对我们这批中国人的水平表示怀疑,认为我们不够访问学者的资格。我们当时都憋着一口气,个个非常努力,要用成绩让美国人服气。”他回忆说,大家经常做研究到深夜才回去休息,当地治安不算好,有时会遇到在街头闲逛的不良人等。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位被人拦住要钱。科学家没有带钱,结果被一顿老拳把眼镜都打碎了。后来大家学乖了,晚归时常装些零钱当“买路钱”!

因此,在来到申请就读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后,杨威生发现自己的英语根本不够用。除了早上能说句“Good Morning”(早上好),基本上就是聋子和哑巴。

  1980年8月,颜大椿转到南加州大学,跟随Laufer教授研究湍流噪声,直到回国。“在南加州大学的时光是我留学生活中最兴奋的阶段。”不到一年,湍流噪声实验有成果了。1983年,这个实验结果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流体力学》杂志上发表,之后被业界权威人士多次引用。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第一个美籍华人代表团要来中国参观访问,其中包括著名华人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林家翘,他的专业正是流体力学。周培源趁此机会,帮助黄永念调回北京大学协助学术交流。“也算是沾了美籍华人的光,我仅仅用了几周时间就调进北京,成了全国第一个从地方调到中央的人。”黄永念笑言。

到了美国,有限的英语水平无疑成为与外界交流的最大障碍。杨威生说:“我在1978年的暑假才知道有这次留学机会,虽然经过突击勉强通过了出国考试,但英语底子并不好。”1959年,他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英语只有初中水平。

  在上海出生的颜大椿就读于北京大学原数学力学系。1958年,由于系里的空气风动实验室刚刚启动,人手紧缺,还在念大三的颜大椿自学修完了大四的学分,提前毕业,留校工作。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黄永念

杨威生回忆说:“我想自己住得近,不碍事。可等做完实验一出门,人就傻眼了,地上的积雪已经齐腰深,没有路,只能依靠路旁熟悉的树木辨别方向。”那天,平常只有10分钟的路程,衣着单薄的他走了近一个小时。

  ●从师流体力学权威

  从赴法到赴美

为尽快提高英语水平,杨威生选择了收音机当老师。他说:“当时电台里有个频道叫‘All News 88’只播放新闻,只要是一个人在实验室工作,我就开着不停地听。”记者问,遇到生词怎么办,杨教授半是戏谑地说:“刚开始的时候,不是生词,而是完全没有熟悉的词。”

  如今颜大椿正忙于整理材料,成文成书。“我想把流体力学中几个基本理论的矛盾提出来,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些指导意见。”颜大椿说,“赴美留学这段经历对我人生道路、学术思想都有决定性的意义,感觉是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我们出席了卡特夫人举办的招待会,她的秘书专门准备了一条金项链作为礼物,我们中有一位幸运地得到了这条象征友好的项链。”黄永念说。

闯过“英语关”:收音机是最好老师

颜大椿教授在北京家中

  黄永念在美国买了许多书。因为新书太贵,他找出了省钱的窍门,那就是买旧书旧杂志和简装书。每过一段时间,学校图书馆会处理一批,非常便宜,他就拿着大袋子去买。由于买的书太多,回国时黄永念寄回了几箱书,回国后去邮局取书,发现书已经被装成了好几大麻袋。

(归国学子)专访:“学成回国是最正常的事”

  “回国后,觉得自己的学术眼光有些转变。”颜大椿说,在美国的时候才发现,以前在国内读到的学术文章常常是别人咀嚼过的东西,并不是最前沿的。赴美3年进修,使他可以与流体力学的权威们在同一平台交流。“可以了解他们的原始思想,了解他们研究的困惑在哪里。”此后,他更加关注学科最基础性和最前沿的问题,甚至可以指出一些教科书里的错误。

  “1978年我的确计划出国,但不是去美国,而是去法国。”黄永念说。

至今,杨威生仍记得他的“圣诞夜奇遇”。那天,天气预报说有暴风雪,所有人都提前回家了,只有杨威生仍在实验室埋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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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永念教授是上海人,儒雅而严谨。给他打通电话后,他准备好了所有采访资料等待我的来访,向我这个后辈耐心地讲述了1978年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赴美访问学者之一的经历。

然而,3年未归,当杨威生再次踏进家门时,已经5岁大的小女儿看到他,只觉得“面熟”,“爸爸”二字却怎么也叫不出口了。

  由于研究方向的变化,颜大椿先后在美国3所大学师从3位教授。“他们可以说是当时美国流体力学的顶级学者”,颜大椿表示,能与学科顶级学者共事,非常幸运,学到不少东西。

  黄永念回忆:“从头一天到美国,大家就被媒体包围了,一些活动细节被详细报道。有一回,我们一些学者在商店见到当时国内还少见的尼龙袜,多看了几眼,就被媒体拍下来,还登在报纸上。平时上街时,有人会走上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乘公交车时,也有人主动拿着字典帮我们学英文。”

留学生活是简单而重复的,宿舍和实验室成为杨威生的主要活动场所。据他回忆,一般早上9时到实验室开始工作,晚上总是很晚才结束,工作到凌晨也是常有的事。

  1979年初,访问学者们分别在华盛顿大学和乔治敦大学进行3个月的英语培训。期间,美国总统卡特接见了他们。5月,颜大椿进入霍普金斯大学,开始了在美国3年零8个月的进修生活。

  1980年8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了第15届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联合会大会。之前,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培源即赴美和黄永念商讨湍流研究的论文。在这次大会上,周培源代表两人向大会作了学术报告,这篇论文后来还被周培源带到在印度举行的第一届亚洲流体力学大会上宣讲,均取得了很好反响。

在回国后的近31年里,杨威生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访问了美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发表学术论文近150篇,并为凝聚态物理专业表面物理研究这一“冷门”研究方向培养了4名博士。

  说起在美国留学的最大收获,颜大椿认为,是一种学术的思想。“我的导师Laufer说,在一件新的事物面前,所有人都是无知的。这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

  周培源对这个得意弟子念念不忘,叮嘱他无论到哪里都不能放弃湍流研究,同时要求他经常通信联系。

杨威生的研究方向是表面物理,在美国的导师是业内知名的佛朗哥·约纳教授。“我记得他每天早上看到我,总是问同一句话,‘今天有什么新东西?’”

  “美国的大学给人很大的自由度,同时也意味着要学更多的东西。”颜大椿的研究方向是流体力学实验。到美国学习,他不仅要懂得计算数据,更要学会使用各种仪器。“他们非常尊重个人的意见,注重交流思想。”一到霍普金斯大学,导师Corrsin教授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想做什么?那时,颜大椿一心想完成出国前研究的选题,也就是研究周培源教授提出的各向同性湍流问题。在实验中,他发现当时流体力学最前沿的问题是大尺度湍流研究,于是在第二年转入休斯敦大学,投身Kovasznay教授门下。可惜,由于导师不久去世,这项研究终未完成。

  1978年夏,出国留学政策已定,周培源安排黄永念去湍流研究领域先进的法国学习,连学校都想好了,是尼斯大学。在大学学过俄文和德文的黄永念开始学法文。不久,国家首批公派留学生选拔开始,周培源让黄永念去试试。

2003年8月,杨威生从北大退休,受中科院物理研究所邀请,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工作。

  在北大工作20年后,踏入不惑之年的颜大椿通过了新的英语考试。“笔试估计刚过60分,不过我的口语得了满分。”他说,因为父亲在海关工作,从小家里有学习英语的语言环境,自己的口语一直都不错,在工作中也需要研读国外论文,所以英语一直没落下。

  1981年,黄永念如期回国,在北大力学系开设了先进的摄动理论和混沌理论课,为湍流这个日后应用范围极广的应用数学专业方向培养了许多人才。他所在的北京大学力学系在上世纪90年代被国家科委批准成立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习时间的延长让杨威生欣喜,但这也意味着要继续忍受和家人分离的痛苦。杨威生说:“当时打电话很不方便,又贵,我和家里的联系主要靠写信,基本上一两个月能收到一封信就很高兴了。”

  由于在休斯敦大学和南加州大学都获得对方资助,颜大椿在美国的时间更长一些。即使这样,他一次也没有回家。“那时候只能写信,一封信要三四周才能寄到。”颜大椿说,虽然想家,但还是觉得学到东西、取得成果更重要。他经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多时候,吃过晚饭到办公室处理数据,一干就到凌晨两三点。”

  “我在上海一个教会办的彼德小学只学过3年英文,此后再没接触过,大学研究生考试的英文成绩也很差,为此还被周老批评过。这次出国考英文,实在心里没底。好在到底通过了考试,看来我与美国还真有点缘分。”黄永念说。

“学成归国是最正常的事”

  ●把学到的运用于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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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杨威生仍与约纳教授保持着联系,共同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其间,约纳教授曾开出优厚的条件,力邀杨威生到美工作,却被杨威生婉言谢绝了。

  见到颜大椿教授时,他正忙着整理学术材料。已经退休4年多了,年近73岁的颜教授没有闲下来,“想把这些年的研究做个总结。” 回忆起31年前那段留学经历,他的脸上溢出笑容,往事历历在目。

  后来,1988年和1998年,黄永念又两赴美国,不过当年初到时受到的殊遇已经没有了。“那时我们是第一批,是里程碑式的跨越,关心中国的美国人自然把目光对准了我们。现在,有很多渠道可以了解中国,常态化的待遇正是进步的表现。”黄永念说。 

当被问及留学美国的最大收获,杨威生认为,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新求变的精神让他终生难忘。

  在美国,颜大椿也没有关在实验室里。“到各个大学去看实验室、看仪器,美国东西南北我几乎都跑遍了。”他说。他汇集3年多在美进修的学习内容和心得,写成了一本《实验流体力学》,该书已经成为流体力学专业的博士生用书。

  作为首批公派访问学者,国家对这批人的许多待遇都在摸索中。比如津贴问题,他们作为访问学者帮校方做一些研究,按常例校方是要给一定津贴的,但是大使馆不让拿,后来这些政策慢慢放开了。

杨威生说,教授的问话是压力也是动力,鞭策他更加努力地工作,取得成果,给教授“意外的惊喜”。

因为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除了去超市购买必需品,杨威生将周末和节假日的大部分时间也花在了做研究上。

美国教授的口头禅:“今天有什么新东西?”

他说:“诱惑确实存在,毕竟那边的年收入是国内的几十倍。但潜意识里,我始终觉得,出国念书、学成回国,这是最正常的事。”

—— 专访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留学人员北大物理系教授杨威生

初出国门,一切都是新鲜而未知的。杨威生回忆说:“第一次坐飞机,大家就闹了个笑话,事先没人知道飞机里的温度高,大家都是一副北京冬天的‘标准打扮’,穿着毛衣毛裤就上去了。当时在飞机里差点热晕过去,也顾不得难为情,纷纷为自己“减负,整个机舱里堆满了我们脱下来的衣服”。讲到此处,年逾古稀的杨威生忍不住拍手大笑。

新华网北京6月30日电(记者刘晨)尽管时隔近31年,北大物理系退休教授杨威生仍能准确说出当年赴美的具体日期:1978年12月26日,星期二,北京寒冬中一个平常的工作日。就在那天晚上,时年41岁的他阔别祖国,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留学人员,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这一去就是3年。近日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办公室里,72岁的杨威生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畅谈留学美国3年的学习与生活。

就这样坚持了一年,杨威生的英语水平有了显著进步,已经可以用英语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听新闻也让他有了意外收获,就是对美国乃至世界大事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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